1942年，万毅被捕，蒋介石下令杀了他，万毅知道后，趁看守不注意，翻墙逃走了，谁知，在逃出玉米地时，几个哨兵却发现了他！   院墙高得连月光都照不进来，万毅被关在这座临沂师部西北角的偏院里，一连几天没人搭理他，连质询都没有，他心里明白，没名没姓地被软禁，不是冤枉，是要被“悄悄处理”。   越是沉默，越让人心寒，他开始装病，说肚子不舒服，每隔一小时跑一次厕所，这个小动作没人当回事，甚至看守还打趣他“水土不服”。   但他每次出去，都是在丈量这座四合院的命脉，厕所门口正对的围墙上，有块砖松了，他摸了摸墙缝的深度，又用手掌试了砖头的松动程度，心里慢慢有了谱。   更关键的一次，是借口取药进了营长办公室，墙上挂着一张警戒图，他装作看病的样子，心却在数那张图上的警戒哨位。   他回到房里，夜里不睡，撕床单编布条，藏在枕头底下，还偷出木楔卡进砖缝里试稳，攒了好几天。   计划没告诉任何人，一旦失败，不是被枪毙，就是被狗撕，他赌的是一个机会，但不赌没人看见，他需要让看守放松，就继续装病，一天三次如厕，那天夜里他听着外面哨兵换岗的脚步，等到巡逻间隙，才一脚踩上厕所墙角的砖块，拉出布绳，从砖缝里插入木楔挂住。   双手颤着抓住布条，脚尖在墙上一点点找支撑，他没掉下来，这就是命，墙那边，是一大片齐腰高的玉米地，他躲进玉米地，脚下全是泥，伤口隐隐作痛，身后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，还有手电光晃来晃去，他卧倒，压低呼吸，等着那几束光移开。   逃出院墙，只是走出狼窝，真正的险，还在前面，他穿过田埂，踉跄着走了十几里，直到远处出现一道黑影，是一条河，他知道这可能是沂河，河对岸就是八路军的控制区。   但水边亮着灯，还有机枪的轮廓，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他屏住气，掏出早就准备的干馒头，抹上自己伤口的血，扔向远处那堆柴垛，狗冲了过去。   趁着这点空当，他脱掉外衣，把布绳捆在裤腰上，一脚跳进河里，他不会游泳，但这时候没得选，他靠着挣扎和扑腾，一点点蹭向对岸。   上岸那一刻，他瘫倒在泥滩上，像条死鱼，但他还活着，万毅没有在帐篷里休息太久，甚至连热饭都没顾上吃一口，他知道，自己的逃脱不是故事的结尾，而是战斗的开端。   他见到鲁南八路军的负责人时，第一句话就是：我得把情报先交出来，地图、兵力部署、军官性格，连通风口的位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不是求生，是要还手。   组织没有让他失望，立刻任命他为鲁南军区副司令，并安排他着手组建新部队，这支队伍后来有个响亮的名字——滨海支队。   而就在万毅刚开始整顿部队时，那个“要杀他的部队”也起了变化。   常恩多，是万毅过去的同僚，早已不满顽固派的倒行逆施，这时候，他悄悄联系了郭维城，在万毅逃脱之后的第四天，发动起义。   111师一夜间倒戈，兵不血刃，原本被安排清洗的中共地下组织，纷纷重见天日，这场起义，彻底断了蒋介石的“后路”——他不但没杀成万毅，还赔了一整支师。   而滨海支队则在万毅手里变得异常强悍，他不光是指挥员，更像是泥地里打过滚的老兵，每一场战斗都亲自上阵，甲子山、莒南、泊头……滨海支队一次次血战，从地方游击队打成了“硬骨头部队”。   敌人一听“滨海”，就要先研究万毅的打法，他敢打夜战，敢围点打援，更敢挖地道炸桥梁。   解放战争一打响，万毅又被调去东北，当时，那边冷得人说话都带雾，冻土能崩断枪管，没人愿意去，但他拎起包说：“怕冷，那就多穿两件。”   从沈阳到通化，再到长春，他硬是在三个月内，把原本三千多人的部队拉成了一支万人大军，他不是在扩编，是在赌时间，赌谁先占住地盘、稳住人心。   到了1948年，他已是东北野战军五纵的司令，参加了辽沈战役，把敌军一个军包了饺子，胜仗一场接一场，万毅也一步步从死囚走上了阅兵场。   其实，万毅进监之前，就有人在布这盘棋，张学良对他极为器重，当年在东北讲武堂，他毕业第一，还拿过张送的怀表和指挥刀。   这可不是象征意义的奖品，而是张学良的信任令牌，当时万毅在军中年轻有为，一路升到中校副团长，还没三十岁，但他心里一直明白，他是个“特例”，迟早会被清算。   1935年，他与刘澜波等中共统战干部接触后，逐渐转向革命，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信仰觉醒，而是在前线看多了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的窝囊仗后，对旧军制彻底死心。   他开始有意保护潜伏的中共干部，甚至在自己营里建起一套“暗线”。   西安事变时，他被派去护送蒋介石回南京，一路上他没说一句话，但蒋却始终盯着他，那时候的蒋介石，也许就已经在万毅的档案上画了红圈。   后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，内部清洗开始加速，缪澄流这个人就出现了，他是党内“顽固派”的喉舌，把万毅秘密逮捕后，还亲自拟了三项罪名：通共、通日、参与西安事变。